我承认，每次见到我妈，我的心里都会感到一阵疲惫。她今年六十八岁，住在我家北面的一个小房间里，没有什么退休收入，每个月我给她一千块钱的生活费。她把这钱视若珍宝，可是每次她按电梯的时候都能颤抖得厉害。她在城里生活了快十年，却依然对智能电视的使用一头雾水。每当她拿着遥控器，面露恐慌地向我寻求帮助时，我的内心烦躁至极，甚至在我还没开口的情况下，那股不满已经冲上心头。然而，最折磨我的不是这些，而是我对她的烦躁感越强烈，内心的自责就愈发沉重。

我妈妈的一生几乎没有过上轻松的日子。记得我十五岁的时候，父亲去世，留下三间老旧的瓦房和四亩地。作为一名乡村妇女，她连自己的名字都写得磕磕绊绊，却能咬牙还清家里的债务，并把我送进了大学。我至今难以忘记，那年为了我的学费，她拼命卖猪和借钱，总算凑齐了四千二百元。那些皱巴巴的钞票用红塑料袋包得严严实实，递到我手中时，她的手上满是冻疮，裂开的伤口触动了我的心。邻居们告诉我，那几年她只吃凉馒头配咸菜，晚上喝稀饭。四千二在如今可能连她一个月的生活费都不够，但在当时，那是她用生命换来的希望。

所以，我凭什么会对她感到烦厌？直到我成家之后，才明白那些烦躁的根源。林佳，我的妻子，是个城里的姑娘。她母亲曾冷嘲热讽地说过：“嫁给他，你得多忍受。”这句话让我多年心中如刺。婆媳之间的小争执，每次都让我的生活充满压力。她做饭时稍微咸一点，林佳就会撇嘴；她给孩子多穿了一件衣服，林佳立即就把衣服扒下来；她的嗓门稍大，便让林佳觉得丢脸。白天我在工作中低声下气，晚上回到家还得忙着调解。长此以往，我内心的负担愈来愈重。

有时我对她吼完时，她缩在沙发上，两只手搭在膝盖上，宛如一个犯错的孩子。她甚至连大声看电视都不敢，生怕浪费电，也不敢多和我说话，心里惴惴不安。我因而更加烦躁——对她小心翼翼的表现感到厌烦，对自己这种态度也感到羞愧。有一次，我加班到深夜回家，疲惫不堪地倒在床上，她却推门进来，告诉我锁好像坏了。经我一看，锁原本没有问题，是她不会用。我尝试教她，她只一味应着，下一次仍旧不会。我失去耐心地吼道：“教了那么多次，怎么还是记不住！”她退后，低着头，像受了惊的鸟儿。

但那晚，我在上厕所时，看到她房间的灯还亮着。打开门，发现她正拿着遥控器，一遍又一遍地按着电视屏幕，嘴里小声重复着“先按红色，再按绿色……”时钟已指向凌晨一点。我站在门口，心里一酸，没法说话。她的记忆力差，真的不是因为不想记住，而是她已经老了，思维跟不上了。七十岁生日那天，我为她买了个蛋糕。许愿时，我看到她的嘴唇轻轻动着。切蛋糕时，她突然问：“林佳和孩子去哪了？”我告诉她她们出门了。她只是轻轻应了一声，神情中却流露出失落。她从口袋里拿出一个红布包，里面是一对银耳环，她说这是她结婚时的嫁妆，希望我能给林佳。她自责地说：“这么多年没给过她什么，心里觉得不安。”我听完立刻忍不住流下了眼泪，冲她喊：“你没有对不起的！你是我的母亲！”她也跟着哭了，泪水滴落在凉了的汤里，油花荡漾开来。那一瞬间，我回忆起小时候，她带我去市集时给我买的那块小蛋糕，我舍不得吃，慢慢舔。她在旁边笑着，阳光洒在她年轻的脸上。

其实，我嫌弃的从未是她，而是我自己在她面前显得无能。四十一岁了，却还依赖于妻子维持生活；无法给她更好的生活条件；将所有的烦闷全都发泄在了她身上。这种自责如同沙子掸在骨缝里，既痛又苦。前几天，她在卫生间摔了一跤，腿肿得厉害。我背着她去医院，她气力不足地说：“儿子，妈妈走后，你们就会好了。”温热的泪水滴在我脖子上，刺痛了我的心。我咬牙说：“别乱说。”可我明白，她此时是真心觉得自己成了负担。

你知道吗？这世上最沉重的担子不是经济负担，而是做儿子的那颗心。她在时我觉得烦，若真要是失去了她，我就是无根之草。父母健在，生活还有希望；若父母离去，人生只剩下归途。这话我曾不信，如今我深有体会。因为每次推开家门，看到她在沙发上打盹，佝偻的身影就像一根枯萎的树根——我嘴上说烦，心里却感到一丝安定。生活应继续。我和林佳的关系没有改善，但也未恶化。她接受了那对银耳环，虽从未佩戴，但至少嘴上不再冷嘴冷脸。我妈仍然不会使用遥控器，做饭有时还是偏咸，嗓门也还是那么大。但我在努力学着不再吼她，因为她根本记不住，吼出来只会让她流泪。

明天早上，我还是会为她煮一碗面，加个荷包蛋，像当年她一样。这生活虽艰难，只要推开家门，她能喊我“回来啦”，便足以让我在煎熬的中年中稍感轻松。人啊，为什么总是对于最亲近的人充满刺痛？那些刺所带来的痛苦，最终不也会反噬在自己心上的吗？